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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

佛教自印度传入,与中国本土的道教、儒教结合,到宋代深入民间,共用了一千多年。书中还提到,陈寅恪先生认为,佛教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,就是促进了宋明理学的产生与传衍。方立天的研究显示,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佛教学者的精神产品、智慧结晶。中国佛教学者大都受过中国固有的儒、道思想熏陶、濡染,他们自发或自觉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,汇通华梵,阐发佛教义理,提出一系列富有创新性的思想。

在《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》一书中,方立天进一步揭示了理学大家与佛教之间的关系:周敦颐等人创立理学时,正值禅宗五代殷盛时期,周敦颐与慧南、常总等禅师往来密切,自称“穷禅之客”。程颢“出入释、老几十年”,程颐与灵源禅师过从甚密,赞叹禅家“不动心”,值得仿效。唯物主义者张载也曾“访诸释、老,累年穷究其说”。而陆王一派,和禅学的关系更为紧密。朱熹说,“今之不为禅学者,只是未曾到那深处;才到那深处,定走入禅处也。”

此外,佛教变成中国文化一部分的同时,隋唐一些佛教领袖人物,如智顗、法藏、澄观和宗密等人,往往先对儒、道加以贬抑,然后包容、调和。而宋明时代的一些佛教大师,他们主动靠近儒学,甚至于抬高儒学,折中两者,特别赞扬儒家的中庸之道。宋代名僧契嵩宣扬,儒学是治世的,佛学是出世的,儒佛分工合作,互相配合。在近代,杨文会、欧阳渐、谭嗣同、吴雁舟、宋恕、章太炎、梁启超、韩清净等人,对佛教的复兴都起到了很大作用。著名学者熊十力、梁漱溟等人都深受佛学影响。

关于涅槃,方立天先生的研究显示,佛教所谓的解脱,就是脱却人世烦恼、悲伤、羁束、痛苦,进入自在——自在,就是自觉、自得、自由。涅槃是表示佛教解脱境界,除此以外表示解脱境界的概念还有佛、如来、法身、净土、佛土、真如、实相、自性、无位真人等。此类概念,内涵互有交叉,如如来与法身、真如与实相等等。从解脱论内在结构与逻辑发展看,佛教将涅槃作为熄灭烦恼、消除痛苦的理想境界。释迦牟尼去世后,为了说明其阐扬教理的恒久性,其门徒提出法身说,即佛身说。后来,大乘佛教提倡多佛,相应提出佛所在的理想空间——净土说。涅槃、佛、净土三个概念,在中国不同时期均有不同演变。

方立天先生的研究显示,部派佛教通常将涅槃视为灭除烦恼痛苦的状态和境界。《杂阿含经》18卷称:“涅槃者,贪欲永尽,瞋恚永尽,愚痴永尽,一切诸烦恼永尽,是名涅槃”。那时把涅槃分为有余(依)涅槃与无余(依)涅槃,《中阿含经》40卷称:“涅槃者,无所依往,但涅槃灭讫,涅槃为最。”这意味着,有余涅槃灭除了烦恼,又灭除了以后生死流转的因,但作为过去世业报造成的果报身肉体还残存着,活在世间,还有思维活动,这种涅槃不彻底。而无余涅槃境界中,不仅灭除烦恼、生死的因,也灭除了烦恼、生死的果,是灰身(焚骨扬灰)灭智(灭除思维),生死因果一起灭尽,一切归于寂灭,获得彻底解脱,这是最高境界。一般认为,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知识达到有余涅槃境界,直到他八十多岁逝世时,才真正进入无余涅槃境界。在我看来,佛教对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的区分,符合经验主义和现实主义。

而大乘中观学派提出以实相为涅槃,而实相就是空性,也就是生死世间的真相。《中论·观涅槃品》称:“涅槃与世间,无有少分别,世间与涅槃,亦无少分别。……涅槃之实际,及于世间际,如是二际者,无毫厘差别。”这意味着,涅槃的实际与世间的实际,两者本来面目都是性空,无丝毫差别。

而《大般涅槃经》在般若空论的基础上,又发展了部派佛教的涅槃思想,提出“常、乐、我、净”四种属性的理想境界说。声闻和缘觉不是大涅槃,大涅槃只有佛、菩萨才能得。此外,大乘佛教的唯识学派认为,真如就是最高真理,其提醒清净,真如如实显现其本来相状,就是涅槃,在离障灭障的努力中,真如就能自然显现,从而达到涅槃。

佛教传入中国以后,涅槃的侧重点和内涵都法神更深刻变化。汉、魏、晋时代,中国佛教学者以黄老的“无为”观念比附和阐扬涅槃。在东晋,南方的慧远以神不灭观念阐释,北方的僧肇则用般若中观学说来贯通。南北朝时代转向涅槃学说与心性论结合,到了隋唐时期,又大力阐扬涅槃佛性——自性的学说。

方立天先生将涅槃归入人生论的一部分,此外,《中国佛教哲学要义》还有心性论、宇宙论、实践论。由此可见,佛教哲学精深博大。时至今日,涅槃的用法已经超出佛教范围,成为人们获得新生的形容词,如“凤凰涅槃”,“涅槃重生”等等。

在我看来,佛教中国化的过程,是文化融合的鲜明案例,也是佛学自身的涅槃重生。只有保持足够的开放性和海纳百川的胸怀,文化的融合才能有序和平缓地发生,并激发出全新的创造力。另一方面,佛教融入中国并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时间十分漫长,人们需要足够的宽容和耐心。方立天先生的著作,全方位展示了这一过程,及其在中国历史上激发的文化成果。从中,人们能学到的东西很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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